香樟树下的茶馆

今天在上班下班的班车上就这样看完了这本小说（电子版），一口气读完的，近一年多来，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小说这是屈指可数的第三本。前面两本分别是海岩的《玉观音》和网络文学的《士兵的突击》。

    被《国家干部》中所描绘的赤裸裸的官场斗争而震撼，也被小说所塑造的夏中民这样的大义凛然、一身正气的市委干部形象而深深吸引。然而，正如读《玉观音》时那样，我的问题是，我们的身边，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警察，这样的干部？

    曾经听过无数个网络上和民间流传的关于干部和党员的笑话，听得时候付之一笑，听完仔细想想，或者讲给别人听得时候，就生出许多感触来。虽然我既非国家干部（就是掌实权的那种）亦非党员，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文官制度和庞大的党员群体都是中国精英的集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难以想象如果脊梁烂掉了一半，或者烂掉了1/3会是什么后果。我希望在我的生活中，能够认识夏中民这样的干部，或者安心这样的警察，但是迄今没有。

    我想夏中民，和更多其他有抱负的官员们的难题之一在于，上级考核的绩效和他们的目的是无关的。比如说在微软，当微软提倡CFC（Customer Focused Culture）的时候，公司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就是客户满意率。如果微软只是高呼以客户为中心的口号，而绩效考评还是看解决问题的数量和速度，恐怕很多人还是会把客户快快打发了事；正是因为绩效指标中包括了客户的反馈，才会把“CFC”当回事情。因为这和切身利益是挂钩的。我相信人性本恶，因为人的堕落，所以自私随之产生，绩效考评必须充分认识人的罪性。比如，正如上次讲座时一位经理说的，如果教师的目的是教好书，而考评的指标是论文数目，大部分老师都会热衷于写论文拉项目而不会认真教书——因为这和他的利益无关。

    很多地方的干部考评，考评的指标和老百姓的利益往往是无关的。既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既然要执政为民，就应当把考评指标放在人民的反馈上面，否则难免让干部在利益驱动下做出绩效工程、面子工程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希望我能够把学生学到的知识放在第一位，尽管绩效不考评这个，但我来教书不是为了绩效和职称的不是吗？求主保守我的心，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保守自己不被眼前的利益驱动，而为了永生的果子效力。

这个故事可塑性太强了，就像小胖一样广为流传，成为各个抢手的最爱。不够我还是最喜欢这个AK版……

每个星期一的早上，我都格外兴奋，因为星期一是学校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日子。今天当然也不例外，我吃完早饭之后，就高高兴兴的走在了去学校的路上。今天天气很好，万 里无云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看这一栋栋的高楼，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无比美好。突然，我的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低头一看，呀！是谁把这个前苏联的AK掉在这里了。
　　我弯腰把它捡了起来，拿在手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脑子里好像出现了两个 小人，左边的一个说：“哈哈，今天运气真好，捡到了一个好东西，快拿着它去上学吧。”右边的那个小人马上说道：“不行，丢了这东西的人一定很着急，你应该等在这里看有 没有人来找它。”左边的小人又说：“真傻，你现在用的不还是MK23吗？你看学校 里，同学们用的都是M4A1了，如果把它拿在手里，那该多好啊！”右边的小人回敬 道：“拾到东西要还给别人，这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不这样做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着，让我不知道该听谁的。最后，我想起了雷锋叔叔的光辉形 象，我决定留在这里，等失主来找我。
　　过了一会儿，一个叔叔神情焦急的走了过来，看他那个样子，左顾右盼的，好像是在 找着什么，于是，我马上走上前去，问道：“叔叔，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　　叔叔着急的说：“是啊是啊。”
　　我又问道：“那您丢了什么呢
　　叔叔说：“我丢了我的AK。”
　　我立刻问：“您的AK是什么样的啊？”
　　叔叔答道：“我的AK它是国产56式，采用前苏联的公版设计，使用的是30发的弹，还有个三菱枪刺呢！”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它是对印反击战就用过的啊。”
　　说完了这些，叔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问道：“你是不是看到了我的AK啊？”　我遗憾地摇摇头，说：“我是捡到了一把AK，但不是您掉的那一把，您是不是掉在其他地方了啊，您再找找看吧。”
　　听到这些，叔叔失望的走了。
　　于是，我继续在路边等着，这时，我看看表，已经快八点了，马上就要开始升旗仪式 了，虽然我心急如焚，但我想，失主一定比我还着急呢，为了把东西还到失主手里，我错 过一次升旗仪式也是值得的，相信老师一定会原谅我的。想到这些，我更坚定了信心，站在路边，警惕地看着过往的行人。

　　正在这时，一个阿姨急急忙忙的跑了过来，她紧张地看着地面，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走着，仿佛在搜索着什么。
　　我马上走过去，问道：“阿姨，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
　　阿姨兴奋地说：“对对对，我刚才上班时，不小心把我的AK弄丢了，小朋友，你看见了吗？”
　　我接着问道：“那您丢的AK是什么样子的，能说说看吗？”
　　阿姨答道：“我的AK是进行过改进的AK74 使用了RPK-74的45发弹匣坚固耐用、精确度 高、弹药杀伤力大”说完这些，她又补充着说了一句：“ 对了，我的AK不管在沙漠还是在高原，不管是在热带雨林还是在戈壁荒野，都能始终如一 地发挥自己的优良性能！”
　　然后，阿姨着急地问：“你看见了我的AK了吗？”
　　我摇摇头，答道：“阿姨，我是捡到了一把AK，但不是RPK-74的45发弹匣，所以应该 不是您掉的，您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看吧。”
　　听了我说的，阿姨很失望地走了。
　　后来，有几个人来找他们丢的AK，但我捡到的，都不是他们掉的，于是，我就一直站在路边，等啊，等啊。就这样，天慢慢黑了。
　　看着快要落下山去的太阳公公，我更着急了，想一走了之，但我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诲，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是一切事情都比不上的啊，我在这里等着失主，不也是在为人民服务么？就这样，我更坚定了等下去的决心。
　　很快的，天上渐渐布满了点点繁星，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但我还是站在那里等 着，我相信，失主一定会找回来的。
　　又过了很久很久，路上走过来一个老婆婆，她步履蹒跚地走着，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 袄，颤颤巍巍地，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显眼。她的表情很焦急，走一步看一次地面，似乎是 在找着什么。
　　我快步走过去，问道：“老婆婆，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
　　老婆婆焦虑地答道：“是啊，我今天来城里采购弹药，好不容易来一次城里，可是走 在 路上，不小心把我的AK掉在哪里了，现在我找了一天了，还没找到，这可怎么办哪？”
说完，老婆婆急得哭了起来。
　　我连忙安慰老婆婆说：“婆婆，您别着急，您说说看，您丢的AK是啥样的，说不定我能帮您找到呢！”
　　老婆婆答道：“我的AK是AK-74式5.45mm突击步枪是前苏联著名轻武器设计专家卡拉什 尼科夫设计，是世界上最著名、使用最广泛的武器。初作为前苏军的制式装备外，也装备 前华约各国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初速710米/秒，射速600发/分，有效射程300米，弹匣容 量30发，枪长699毫米，枪重4.3千克。(枪托折叠)
　　她又补充着说道：“它的型号是AK74M啊。”
　　我兴奋地问道：“那您的AK上还有什么标记吗？”
　　老婆婆答道：“有啊，我的AK装了瞄准镜，采用钢制枪托和一些塑料件。装有前握把 ，而且有3发点射控制机构。
　　我偷偷拿出捡到的AK，看了看 果然有民主德国型的钢制枪托和一些塑料件。并且有罗 马尼亚式前握把，而且有个光学瞄准镜　看来，这真的是老婆婆掉的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出AK74M，递给了老婆婆， 说：“婆婆，这是我今天早上捡到的，您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老婆婆看着这失而复得的AK，又看看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 她问道：“谢谢你啊，小朋友，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微微一笑，说：“您就叫我一个少先队员吧。”说完，我一转身就走了。 　　
走了一会儿，我才回过头，看见老婆婆还站在那里看着我，在红红的夕阳中，她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我对着老婆婆笑了笑，看着夕阳，我突然觉得，我的这一天过得是 多么的充实啊！虽然我少参加了一次升旗，但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又是多么值得啊。
　　啊，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好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了为四化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过去一直很相信速冻水饺和盖浇饭。今天在回家的班车上忽然一算，觉得这样很不合算，因为速冻水饺和盖浇饭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每顿饭都要吃掉6~7块钱左右，这样算下来比在学校食堂吃要贵许多。回想当年读大学的时候都是250块钱一个月搞定，每天不超过6块钱的（又想起羊肉面片、荷包蛋和东坡肉，555浙大食堂~~~）。于是打算试验自己做面吃吃看。

    前任室友曾经示范过西红柿鸡蛋面，打算如法炮制。10分钟就做好了，心得如下：

1. 面是个好东西，啥都能往里倒，特别是剩菜
2. 该死的厂家，居然不说明一包面有几两，害得我吃得撑死还有很多剩的
3. 鸡蛋要放的晚，否则就结起来了，而且散开了没有蛋花的气势
4. 一顿饭只要放一把面就够了。
5. 扎面的纸条要记得捞起来或者揭开了再放下去
6. 不能让猫进厨房

    除了西红柿鸡蛋面，还能做什么呢？好像还有点剩的榨菜、青椒，说不定藕粉也能和面泡呢……要不再放点雀巢咖啡？

    过去听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总说时间安排不稳定，心里便不以为然。不错，原来在外企的工作节奏好像上满了发条，从早上起床开始，祷告、读经、骑自行车去上班、看邮件、开会、回邮件、研究、午饭、继续研究、写点破代码和破文档、再研究、聊天、继续研究、晚饭……还有间歇骚扰的电话，除了偶尔的出差以外，似乎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

    现在不同了，相当于半个SOHO，都要自己安排时间，还真的是满困难的。像今天因为不上班，8点钟才起床，不停的和自己谈判，“再睡一会儿吧”。也找不到理由让自己早起，事实上晚起之后又有相当强的负罪感，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箴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想保罗并非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在和坏习惯斗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意志力是多么的软弱，连一点点的诱惑和罪都无法胜过，何况克服自己的坏习惯呢！一个和主有亲密关系的人，必然能够取城，就像当日以色列人绕城七日一般无需吹灰之力。

   愿我们都能依靠神取自己这座城，而非凭一己之力。

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次去浙大，看见校门口还是老校长永恒不变的两句话。“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曾经在88上看到让人忍禁不俊的回答：“混”，“混混”。

我很欣慰自己的大学四年不是混的，明白了基督真道，也学到了真知识。今天突然把中央合唱团的《黄河大合唱》放进CD机，听到这句当年让自己曾经为之激动的话：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我现在是社会的栋梁了吗？好像不是！我现在掀起了民族自救的巨浪了吗？（说实话，我们民族自救的巨浪还没掀起来呢，我看悔改的巨浪先掀起来比较重要！）

还记得早锻炼时悬挂在校园里的横幅，“锻炼身体，多为祖国工作20年”。那时候看到这个横幅还是觉得很搞笑，可是今天听起了这首歌，不仅羡慕起抗战时期的大学生了。那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热诚，对国家对民族都是非常的热切奉献。今天的世界，恐怕没几个大学生会去思考民族自救的巨浪这个问题了。

感谢主，让我成为基督徒，有分于基督的国度。为基督赢得城市，还有我做社会栋梁的机会。

《一代名师》：竺可桢

央视国际 2003年09月23日 15:37

　　主持人：作为科学家，竺可桢的名望与钱学森、李四光等齐名。其实他不仅是我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还在担任浙江大学的13年中，领导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辗转千里，把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剑桥”。

　　1936年2月16日，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接到通知，一个星期之后，蒋介石要找他谈话，这让竺可桢感到前一阵子的传言是真的，他心里隐隐的有些不安。原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浙江大学的学生们为了呼吁停止内战，全面抗日，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请愿活动。现任校长对学生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遭到学生们的驱逐，学校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就有人提议，让竺可桢去担任浙江大学的校长。

　　果然，2月21日这天，蒋介石约见了竺可桢，谈了没有几分钟，蒋介石就点出了浙大校长这个话题。浙江大学当时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规模很小，只是一个地方性大学的模样。蒋介石身为浙江人，他私下里满心希望自己的家乡能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所以委任非常有才干的竺可桢去整顿浙江大学。

　　但竺可桢的心里却一百个不愿意。这位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哈佛大学专攻气象学。回国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气象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院长蔡元培先生委托他筹建气象研究所，这让竺可桢觉得，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钟爱的气象事业了，所以很不愿意有其它的事务来打断它。但是，蒋介石的为人，竺可桢是知道的，他的任命既不愿意一口答应也不好一口回绝，于是竺可桢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财源须源源接济；二，用人方面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时间以半年为限。后来，蔡元培先生认为半年时间太短，建议他把任期延长为一年，可是没想到，他这校长一当就是13年。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来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认为，一所大学，它拥有多少图书和仪器是重要的，校舍是否宽敞完好也是必须的，但大学的灵魂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授。

　　（采访：有了好的教授……）

　　于是，竺可桢便想方设法聘请一流的学者来浙大任教。

　　（采访：他请了谈家桢、请了贝时璋…….）

　　当时，浙江大学因为拥有王淦昌、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这样的科学家，所以理科方面的力量是很强的，但文科相对薄弱。竺可桢就去聘请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来讲学，然而马一浮却是一个脾气有些古怪的老人。竺可桢第一次登门拜访，马一浮以不习惯学校生活为由，没有答应。

　　（采访：他不愿意受约束，要学生到校外来上课……）

　　对于马一浮提出的条件，竺可桢一一进行了考虑，并第二次登门与他商谈。马一浮不愿意到学校来上课，竺可桢特意在杭州的刀茅巷17号备发好了房屋供马一浮上课用。但马一浮事后认为，竺可桢的邀请并非出于真诚，他这样做只是想借国学大师的名声为浙江大学撑门面而已，于是又提了一些条件。

　　（采访：父亲拜访他不下…….）

　　然而，当竺可桢与马一浮商谈妥当后，还没等这位国学大师为学生开讲，国内的时局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杭州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竺可桢不得不带着浙江大学的师生告别美丽的西湖，撤离杭州。

　　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在枪炮声中落到了头上，竺可桢开始认真思考在这种背景下办学的方针和宗旨。

　　（采访：缪进鸿）

　　当时一年级的新生搬到了天目山，在开学典礼上，竺可桢作了《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

　　（采访：他的口才不是很好，讲话有方言口音…….）

　　竺可桢用带着绍兴口音的话，向学生问道：“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采访：毛正棠：他认为大学生就是领袖，他希望大学生能转移国运）

　　在天目山的丛林里，竺可桢一字一句地向台下的大学生说道：“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采访：毛正棠：你这个大学生出去了不是光做学问，要品格一流）

　　对学生如何养成优良的品格，竺可桢尤为看重，对生活中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采访：吕型伟：）

　　也就是在这次演讲中，竺可桢率先提出了导师制。

　　（采访：我当时印象深的是，他讲导师制）

　　（采访：我们一般选自己的系主任，但我的这个同学却填了校长的名字）

　　机械工程系一个叫马国钧的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选竺可桢校长作他的导师。

　　（采访：他跟我说填着试试的）

　　填了意向表之后，马国钧的心情忐忑不安。谁知竺校长真的把他收下来了，事后他才知道，选校长做导师的，只有他这么一个宝贝。在《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这篇文章里，马国钧详细描述第一次谈话时的情景。

　　当竺可桢得知他收的这个学生是湖南人时，便问他“你听我的口音，有没有困难？”随后又问道：“你的成绩不错，怎么微积分差了一点？”这样一问，让学生颇觉狼狈，学生没有想到，在这之前，竺可桢校长居然已经看过他的成绩单了。察觉到学生的窘迫后，竺可桢转过话题问道：“你结婚了没有？”这又让年轻的学生一下子脸红起来，忙说没有。竺可桢又接着问“有女朋友没有？”马国钧感到很难为情，回答有些语无伦次“没有…啊，有一个….”最后，竺可桢叮嘱学生，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不需要经过秘书的传达。

　　浙江大学撤出杭州的时候，起先借驻在建德和天目山。但随着日军的侵犯，浙大不得不迁出浙江省，前往江西的泰和。

　　（采访：竺安：船都雇好了，被国民党军队拉走了）

　　对于浙大师生来说，实在不行可以徒步跋涉。但要保证图书和仪器设备完好无损，必须借助交通工具。

　　（采访：王启东：到一地方就开出图书馆和实验室）

　　所以每次搬迁，竺可桢都是事先周密筹划，亲自打前站。堪测线路，考察驻扎地的房屋是否充足，生活设施处于何种水平等等。事无巨细，样样挂心。

　　数学系教授苏步青娶了一位日本妻子，考虑到一路上的不方便，竺可桢特意去国民党的浙江省部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采访：各地军警不得盘查）

　　（采访：这成了苏步青一家的护身符）

　　但竺可桢自己因为总在外面奔波，无法顾及自家的妻子和儿女。在江西泰和时，二子竺衡与夫人张侠魂女士都得了痢疾。而这个时候竺可桢却在浙江大学如何迁往广西的考察途中。

　　（采访：竺安：接到电报，一开始以为痢疾不是什么大病，学校又发电报，说我母亲病危）

　　学校发了二次加急电报，竺可桢才返回泰和。到了泰和，竺可桢才知道二子竺衡已经病逝。

　　（采访：在我们五个子女当中，他最喜欢我二哥）

　　年近50岁的竺可桢，突然失去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真是难以言说。但是，没等竺可桢从这份悲痛中缓过神来，夫人张侠魂又接着病逝了。

　　（采访：父亲到了三四天，我母亲就去逝了。这对我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们结婚19年，感情很深）

　　入殓的时候，竺可桢把夫人平时最喜欢的一只手表和一支钢笔放进了棺材内，并把一枚银戒指戴在夫人的手指上。

　　（采访：黄宗甄：棺材盖上的时候，大喊一声）

　　（采访：竺安：悲痛归悲痛，他还要把浙江大学迁往内地）

　　强忍着失子丧妻的悲痛，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迁到了广西的宜山。这个地方“宜山宜水不宜人”，师生们首先遭到了疟疾的威胁。竺可桢在日记里记道“浙大学生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故48小时即不救，其死人之速可为寒心。”其次，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失利，日军的飞机很快就入侵到宜山，不断来此空袭轰炸。浙江大学的师生们面临着重重危机。

　　然而就在这里，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勉励学生要像中世纪的科学家布鲁诺那样，宁愿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坚信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

　　（采访：杨士林：就是要全体学生有科学精神，不盲从，不屈服）

　　（采访：沈文雄：他经常说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最后，浙江大学辗转5000多里，于1940年安定在贵州的遵义和附近的湄潭与永兴。

　　抗战期间，内地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有位浙大学生曾经回忆说，“他除了大荤死人不吃，小荤苍蝇不吃之外，其余什么都吃。看到菜市场里的猪肉，就想上去咬它一口”。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却安心的在此教书搞科研，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空前高涨。

　　（采访：做化学实验没有自来水，上面放个木桶，下面放个木桶）

　　（采访：做宇宙射线实验，放在庙里的香炉里）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英国剑桥大学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在英国的《自然周刊》杂志上这样描述他对浙江大学的印象。

　　（采访：毛正棠：顶尖的科学家在这里，如果大学校长不是顶尖的科学家，他聚集不了这么多人）

　　（采访：他讲民主，学术空气浓厚）

　　（采访：王启东：我父亲就不想走）

　　在遵义期间，竺可桢自己也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考》，这是他在担任浙大校长时，唯一的一篇科学论文。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于1944年10月21日到达遵义开始参观浙江大学，原打算26日离开，但由于这里“可看之论文甚多”，于是又多留了两天。后来又把很多论文带回英国发表。

　　（采访：李约瑟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不是随便说的）

　　1946年，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复员回到了杭州。这个时候，浙江大学已经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的规模，发展成了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了。学生们都以为，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后就能好好的读书了。谁知蒋介石却发动了内战，浙大学生再也无法安心在校园里上课了。不断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潮。国民党就疯狂的抓捕进步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同学，被国民党特刑庭抓去后不久就杀害了。

　　（采访：竺安：我父亲说怎么学生就死人了？）

　　国民党为了掩盖迫害大学生致死的罪行，捏造说于子三是打破窗户，用玻璃割腕，“畏罪自杀身亡”的，并且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大肆宣扬。等竺可桢去察看于子三的尸体时，就准备好了这样的证明，要竺可桢签字。

　　（采访：竺安：我父亲就写了到场看过）

　　进步报纸如《大公报》等，登载了竺可桢的这份证明，国民党的谣言一下子就破产了，这使得国民党的高层暴跳如雷，逼着竺可桢在报上发表更正声明。

　　（采访：报载是事实，无可更改）

　　（采访：黄宗甄：对记者说，这是千古奇案）

　　（采访：国民党任命的校长，这样对抗会坐牢的）

　　（采访：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说非）

　　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的教育部打电报给竺可桢，要他到上海“有要事相商”，其实是想让他随着一起到台湾去。但竺可桢到了上海后，却在中央研究院里悄悄的躲了起来。

　　1949年5月2日，上海的《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竺可桢已经到了台湾。竺可桢自己看了，也感到非常吃惊。但另一方面觉得，这其实又多了一层保护色。所以有时候也会外出去走访一些好朋友。

　　没想到5月6日这天，在路上遇到了蒋经国。蒋经国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这次意外的相遇。蒋经国说“我转达了领袖请他到台湾的意思之后，他说‘谢谢领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问他原因，他说‘大势已去，台湾将维持多久，顶多半年？一年？’”竺可桢反而劝蒋经国“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将经国愤怒地说“人各有志！”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1949年5月27日，竺可桢走上街头时，看见了在马路边上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就在这一天，一辈子从事气象研究的竺可桢，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写到昨天的神秘花园，倒让我分外的留恋起之江学院的那个神秘花园来。

    入学后的第一个月，我总是分外激动的在校园里东奔西走。闹鬼的四号楼、荒芜的山顶，还有从学院翻到九溪和六合塔的山间小径，都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找了出来。一到没课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纠集人去翻山越岭以获取逃门票的快感。我四处打探着学院里各种闹鬼的新闻和小故事以在熄灯后用某种意境描述出来。这个校园深深的吸引我……直到今天。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本来是在语音室里帮忙录磁带以赚取一点小小的外快的（一个学期下来才20多块钱）。翻磁带翻得我手都麻了，就走出5号楼决定往后面的小路去探探险。

    顺着小路，从水泥路变成石子路最后变到烂泥路，我不出5分钟就走到一个小小的山谷中间。从下面的照片并看不出山谷在秋天的美，各种颜色的树叶交织在一起，我像是在面对一幅灿烂的油画，配合着耳机里张清芳清亮的的嗓音，真希望能爬上山崖去摘取一朵戒指花。我在那里面对这个山谷发了20分钟的呆，直到天空中开始飘洒小雨。我知道山的后面是六合塔，所以就没有往这座山头走，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翻过这个小山头，下一次希望能过去。

当我面对这张照片的风景时，我决定向右转，便来到了下面这个小水库的地方。

    我已经看了这个小水库N多遍了，是一个读英语的好地方。唯一的缺陷就是蚊子太多。就在照片上这个位置，我向左边走穿过桥，沿一条落满树叶和长满蜘蛛网的小路攀爬，忽然看见了一个荒芜的小院子。院子的铁门紧闭着，但是旁边却开了一扇小门，从外面看，院子里面可以看见的是枯枝落叶和灰尘。铁门上生满了铁锈，很明显，这里无人居住。

    撩开铁丝网走近小院子，看见一个只有一米高的小篮球架——当然也不例外生了锈，和一个长满了锈的1米高的秋千。房子的玻璃都是破的，可是里面有纱窗。房子的门锁着，进不去，从窗子里看进去可以看见里头整整齐齐的摆着好多张小床，小凳子，但是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显然，这里曾经是一个幼儿园（或者托儿所），但是好几年没人用了。爬山虎爬满了墙壁，野草高及膝盖，园外的和院内的树木早已长成了一片，墙反倒成了一个多余的点缀。

    我就在那里，坐在摇摇欲坠的秋千上，听着张清芳和黄舒骏，用我的第一只随身听，听了整整一个下午，任凭秋天的叶子刷刷的落在身边。

    这次再回去之江，再也没找到那个神秘的小院子，那个聆听过我糟糕的中国英语和张清芳的地方。